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制约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广东省“十四五”《规划纲要》单列篇章提出，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优化区域协调发展格局。

　　“建议广东把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从城市延伸到农村，在城市群内部的城乡之间实现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城乡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共同迈向新的发展台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时说道。

畅通都市圈要素流通

　　南方日报：城市群和都市圈，是近年来区域经济的关注热点。“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广州、深圳、珠江口西岸、汕潮揭、湛茂等五大都市圈，强化都市圈内市政基础设施协调布局。您对广东建设五大都市圈有何建议？

　　马晓河：大中城市的落户门槛正在全面放宽放开，这是全国城镇化的重要方向。与之匹配的是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社会保障统筹层次的不断提升。

　　我国接下来要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广东应该做表率，特别是聚焦四个任务：其一，加速提升城市化水平，对标发达经济体让城市化率再上一个新台阶；其二，城市群内部，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教育等公共服务应逐步实行高质量的一体化、均等化；其三，产业集群在城市群内实现一体化，优势互补，产业链高度密切衔接；其四，推动人口在“一群五圈”里自由流动，推动不同城市间的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搭建起人流、信息流、资金流、物流这“四流”充分流通的大市场，让广东率先成为全国迈入发达经济体的示范地。

　　南方日报：这将对广东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马晓河：城市群内部的深度一体化可以加快广东的城市化进程，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对产业升级提出了新要求，带来了新优势。

　　“十四五”《规划纲要》将2025年的广东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设定在74.8%，我认为这一指标可以适当提高，最晚到2030年应争取达到80%，基本实现城镇化。

激发县域经济活力

　　南方日报：城市快速发展、高度集聚的同时，广东也面临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的挑战。对此有何建议？

　　马晓河：“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以广清一体化、深汕特别合作区建设为示范，推进环珠三角地区与珠三角地区融合发展，实施新一轮对口帮扶政策和中长期规划。这些举措都非常值得肯定，我相信只要政策合适、落实有效，广东城乡发展差距就会不断缩小。

　　当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城市，农村的人均占有资源量会进一步提升，可以通过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率、提高收入、改善生活质量。

　　另一方面，把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从城市延伸到农村，在城市群内部的城乡之间实现均等化，再通过乡村宜居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建设等，可以让城乡比较优势充分结合，共同迈向新的发展台阶。

　　城乡之间的经济循环是国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协调发展，也就意味着不同产业内部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在城乡之间实现打通，这将有力推动整个经济体系稳定高效运行。

　　南方日报：“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县城人口集聚、产业集中和功能集成，不断增强发展县域经济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就业落户的支撑作用。您对此有什么建议？

　　马晓河：我建议，随着县域内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特别是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在充分尊重群众自主意愿的前提下，可以探索对部分村镇的行政区划进行适当调整，推动形成更加集约化的社会治理结构，降低社会管理成本，提高运行效率。与此同时，对于无人居住的宅基地，在符合国家法律及相关规定前提下，推动其进入市场，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空间，让县域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枢纽。

全面扩大消费

　　南方日报：提升居民收入是扩大消费市场、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实现收入分配结构明显改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显著提高。广东应如何推进？

　　马晓河：全国来看，广东总体上已经属于经济发达地区，下一阶段要特别注意协调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

　　投资是快变量，少数人决策，短期见效快；消费是慢变量，每个人决策，逐渐见效。所以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体现得比较快，但是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省份，当经济到了发展后期，特别是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时，基础设施投资空间相对变小。

　　从全球看，发达经济体的GDP中，消费占比往往在75%左右，投资占比在20%多，两者合计占GDP总量的98%以上，从而形成内需占主导的经济结构。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优化投资结构、拓展投资空间、提升投资效率，一方面要让消费成为引领经济的主动力。

　　南方日报：您对此有何具体建议？

　　马晓河：优化投资结构，第一，要向民生倾斜；第二，向培育未来的潜在增长点——即科技创新倾斜；第三，向城市群联动发展倾斜；第四，向农村偏远地区的“最后一公里”倾斜。

　　更重要的是全面扩大消费。第一，要千方百计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扩大就业，支持创业，增加转移支付、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第二，充分保护中等收入群体合法权益，解决他们在住房、教育、养老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第三，要引导高收入群体的新型消费，改善消费环境，提升供给品质。